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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
今年年初，原点栏目记者关注到未成年体操运动员周悠坠楼事件。一些疑问随之浮现：近年来，国家体育总局致力于淡化“唯金牌论”的功利观，为何落到基层依然难以改变？未成年人坠楼的悲剧背后，竞技体育系统还有哪些偏颇的观念与难题？
数月间，我们走进医院、体操队，采访了周悠、当事教练与多位运动员。昨日发布的特稿《坠楼之后，13岁体操运动员停不下来》还原了事发始末与周悠的心境，也深入追溯了体罚的事实。但个案之外，如何破解运动员伤病与出路的困境，仍是许多读者的关切。
今年3月两会期间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前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在发言中谈及运动员退役保障问题。这一篇，我们从水庆霞等资深从业者的发问出发，继续追问“改变”的可能与路径。
3月11日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，中国女足原教练水庆霞正准备好发言。
不久前，她关注到周悠的新闻，把这件事写进了人大代表的提案。但临近讲话，她犹豫了，最终决定还是不公开个案，谈谈更为普遍的观察。
“在领奖台光鲜亮丽的背后，不少运动员饱受伤病困扰。”水庆霞说道：“我真心希望，能有更多人关注他们的真实处境。”
两会过后，记者在上海与水庆霞聊了聊，也找到数位曾在赛场夺冠的健将级运动员。
随着相似的新闻一次次出现，网络掀起短暂的波澜。但身处行业之中的人们，更想探索现实、长久的改变。
他们逐渐意识到，被动的“保障”难以兜住所有困境，更为宽广、精细的“选项”等待出现，指引奖台之下的出路。
水庆霞在上海团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现场。 图源上观新闻
看不见的伤病
刚看到周悠的经历时，水庆霞感到惋惜。
“再科学的训练里，运动员总会面对不确定性。”水庆霞记得，在她执教的省级足球队，曾有队员突发急性白血病。庆幸的是，患病队员被迅速送往医院治疗。队伍和当地的体育基金会筹了近70万元的款项，最终帮助她完成治疗。
水庆霞看到，在省级与国家运动队，运动员们在训练、比赛期间发生的严重疾病、受伤，与当地体育部门沟通后，对方往往答应，该看的病会帮你看。
但更多时候，“一些伤不是重疾，也会导致运动员们无法训练。”水庆霞叹息，“或是慢性病留下的后遗症，破坏了他们的人生轨迹。”
留意到这条新闻的不止水庆霞一人。国家排球健将袁琪的关注，缘于成长的经历。
12岁时，袁琪入选国内顶尖的女子排球队。专家在队内挑出优秀的小运动员，进行高强度、专业化的训练。
袁琪没有欧美运动员那般强壮的四肢，肌肉尚未完全发育，但为了练习大力跳发、提高发球的攻击性，她和队员们每天要扛起250斤重的杠铃。
每周，袁琪只休息半天。半年多后，她渐渐感受到膝盖与髌骨疼痛，想歇下来看看。
教练却劝说，再坚持一下，“要有集体观念，你是队长，你休息了，那其他队员会怎么样呢？”袁琪也不想成为“刺头”。
她感到疲惫，训练越来越低迷，最终没有得到参加奥运会的名额。直到后来接触了一支专业的运动训练团队，渐渐离开大重量的训练，袁琪得以放松。
“在非对抗性的运动上，像游泳、体操、举重，慢性损伤更为普遍。”曾担任过多支国家队队医的刘晔说，那些“看不见”的伤病，常常与训练之间难以平衡。
他曾评估一位游泳运动员“肩袖损伤”，便和教练建议：“能不能降一降训练的量，这几天先做康复？”
对面却很为难，过两周就要比赛了，“练习怎么能落下？赛事是不等人的。”
还有个别教练对刘晔埋怨，你们不了解那些孩子，“他们的疼是装出来的，就是不想吃苦，该上的还是得上！”
刘晔感到无奈，继续练习，伤情就会进一步加重。何况在部分偏远地方的体育队，针对体操、举重等商业化程度较低的运动项目，医疗保障服务高度依赖财政拨款。
“一些队伍会把医疗保障服务外包给市场上的康复机构，队医专业素质良莠不齐、更换频繁。”刘晔说，运动员们长期的身心状态难以被有效掌握，“许多运动员又是缺少判断能力的青少年，他们无法自主做出决定。”
2009年的全运会上，袁琪一度觉得自己的状态回来了。教练也和她说，加把劲，可以往国家队奔一奔。
但当时，袁琪渐渐失去比赛的热情。不久后，她确诊了踝关节变形，已经有了不可逆的损伤，“每走一步都刺痛。”袁琪最终选择退役。
直至离开队伍，她才看见自己的困境。“谁来负责我的伤呢？”她感到沮丧。
难以万全的保障
水庆霞了解过，近年来，退役运动员的保障正逐渐完善。
今年1月，国家体育总局印发了最新修订的《优秀运动员伤残互助保障办法》，将慢病损伤纳入保障范围，为此制定了专门的申请规则。
浙江省体育基金会则启动了“意外互助”项目，提升了在训运动员的意外伤害险额度，就医时的“自费药”也进入保障条款。
然而这些规定，仅仅适用于“在编”的运动员。
一位某省体育部门从业者和记者表示，各省的编制管理分散。在该省，非编的运动员人数在50%以上，以试训、集训、储备人才的名义代表地方参赛。
“大多数的人仍在编外，他们的未来怎么办？”水庆霞提出困惑。
难以被兜住的，还有那些人生的期待。
国家体操健将周琳参加过两届全运会，退役时已经19岁。她感到幸运，安置政策紧紧围绕“成绩”：自己在全运会上夺得过金牌，被省队留任为教练。一些夺牌的队员不愿留下，能够免试进入大学。
但与此同时，她眼看着，一些小运动员在12岁之前没有进入专业队，还能回小学就读；15岁以上的运动员越发焦虑，一旦退役时没有成绩，便需要通过单招考试（针对体育特长生设置的高考通道）继续学业，或自己规划出路。
“没有成绩、也没有编制的（运动员），连安置费的保障都没有。”周琳说，具体的规定在各省市存在不同。
但离开封闭的系统，许多人显得被动。
高校学生沈思曾在一年前对多位退役的体操运动员做过访谈。她发现，运动员们从停止练习到做出退役的决定，往往隔了半年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。
其间他们都在等待一种“安排”。一位退役体操运动员对沈思说，很长时间，她都在向往训练场外的自由，但真正进入外面的世界，自己不知道该如何与别人沟通，也并不知道究竟喜欢做什么，“到底该怎样去适应一个社会人、成年人的身份？”
也有退役的运动员感到苦恼，学习、就业的氛围和竞技体育完全不同。训练时，他们身处高度竞争的环境，需要完全跟着教练的想法去执行，不允许犯错。
现在她常常无所适从，“我该有怎样的想法？”“该怎么去争取？”这些事对她来说，几乎是一片空白。
沈思见到，大部分退役的运动员仍想留在行业之中，只有一位女孩走出了完全不同的路。
她从小喜欢自然科学，备战高考后，最终就读生物医药专业。起初她不敢在课堂上发言，也害怕被同龄人贴上“读书不好、才去学体育”的标签。
她逐渐学习屏蔽外界的声音，试着将曾经那股好胜心变成一种求知欲放在科研上，“在这个世界里，我开始学着怎样批判、质疑。”她和沈思感慨，走出第一步尤为艰难。
更精细的轨道
水庆霞去参观过许多中小学校。她注意到，越来越多学校为了落实教育部“体教融合”的要求，规定低年级学生每天进行不少于两小时的体育运动。
水庆霞解释，这项政策是为了破解双向的难题：对普通学生来说能够尽早强健身体，为运动队伍挑选后备人才；对于那些已经从事竞技体育的小运动员而言，也能保证半天运动、半天文化课的两条轨道，以免他们未来面临“无路可走”的窘境。
然而，实际与理想之间存在落差。
数年前，袁琪想了许久，仍然决定让孩子走竞技体育的路，上了当地一所体教融合的中学。
她逐渐感到矛盾，孩子一周要进行六天体育练习，每天早上6点起床去训练，结束后参加文化课程、写作业、再回到训练场，晚上休息已经在10点之后。教练和袁琪说，要做“多边形战士”，门门课考到80分以上。
“成绩、精力、健康，压根没法平衡。”袁琪见到，孩子依旧停不下来，每门文化课才能刚刚够到及格。
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，袁琪夫妇在家中争论，“到底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人？”
袁琪说，孩子更想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，就应该更专注训练，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来恢复。“这一回，我想让他当个刺头。”袁琪苦笑。但她又反复想，万一这条路上遇到伤病、淘汰该怎么办，“每推开一扇门，都在迷失方向。”
后来，袁琪去日本交流，对面的教练告诉她，在日本，青训体系有多条并行的轨道：职业梯队走精英化路线，校园足球兼顾学业与竞技，还有社会俱乐部和职业培训为教练、裁判等岗位做准备。只要不想放弃体育，总有一条路可以走下去。
回来后，袁琪也在畅想，“比起淘汰孩子，能不能有更多选项来匹配他们？”
走访期间，水庆霞看到了这些家长的焦灼。
许多小运动员的家长抱怨，“为什么总让我们二选一呢？”他们还没有规划清楚，孩子适不适合从事这项运动，未来如果失败了要去往哪里，“只希望体育和读书不要都落空了。”
水庆霞看见，如今一些学龄的小运动员在体育的道路之外，会有学校供他们选择。但各地、各区的资源分布有差异，部分地区并没有这些升学的通道。另一头，那些想留在行业中的运动员们，除了当教练，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
从两会回来后，水庆霞也在思考应对的方法。
“推拿、裁判、体育经纪人、赛事运营，这些岗位的培训能不能在队伍期间就做？”水庆霞提议，“把职业规划前置，变成一种补充。”
在她的观察中，尤其是小运动员们，比成年人更适合做幼儿的体育教育，可以在训练同时获得相应的技能认证。
“这样一来，哪怕退出竞技体育道路，家长和孩子也不必像开盲盒一样。”水庆霞说道。
主动的改变
而在袁琪眼里，最亟待发生的变化是一种观念。
她去过世界各地的训练队伍。她看到在许多国家，有更多优秀的教练会下沉到基层，帮运动员们把关成长的路径。更重要的是，教练并非全能，也没有绝对的权力，而是专业协作中的一环：在法国足球学院，每个年龄组在主副教练之外，还会配备康复师、营养师、心理辅导员等角色。
回国后，她创立了练习排球的俱乐部，也和行业协会一起办了教练的培训。
袁琪有些无奈，当世界各地的教练在培训现场，交流训练与管理的经验，一些教练签了个到就匆匆离场，有时就坐在台下埋怨，不就这么些东西吗，换汤不换药。他们说，自己的经验很好，不需要来这里学。
“很多行业里的优秀教练年纪已经大了，年轻、职业化的教练还是很少。”袁琪感慨，无论是技术方法、还是面对运动员的态度，想成为一名好教练，是一件需要持续学习的事。
如今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转变。
当教练后，周琳面对孩子们学不会的平衡木、后空翻，总会想起当初的自己。
她曾一度害怕练习。犯错时，教练常常徒手托着她，一边责骂，“怎么这么笨”“怎么不用力”，她心里念叨，根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、技巧，却不敢说出口，一个错误的动作重复了近四十遍。
现在她试着耐心把动作拆解，一步步引导运动员们如何控制好发力，拿着垫子、滚筒保护她们落地的安全。
有一回，一个孩子学会一个新的动作，跳起来尖叫，一边跑过来和周琳击掌。
周琳突然感受到，原来练习也不是非要“苦大仇深”，可以快乐、阳光，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离开教练的岗位，水庆霞也在回到平淡的生活。从业四十余年，她有过失败的时刻。
“心态的调整对运动员来说很重要。”水庆霞说，在失败之后能够快速地站起来、重新向前，或许才是竞技体育真正鼓舞人心之处。
她提到，国内的体育队伍目前几乎没有心理疏导的岗位，很多时候主教练有自己份内的职责，难以留意、关怀队员所有情绪的变化。而国外很多体育队伍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，其中一些咨询师收费标准比主教练更高，可以作为教练与队员之间的桥梁。
“成绩、辉煌就在那里，是抹不掉的。”水庆霞笑道，走下赛场，她也希望自己曾经的付出被看见，得到真正的尊重，“让我觉得这段经历很值得。”
离开会客室时，她穿着运动服、短裤，脚步越走越急，兜里放着几颗补充能量的巧克力，这是属于她的习惯。
（文中受访者除水庆霞外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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